【水泥人網】國家發改委投資研究所戰略研究室主任羅松山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據其主持的課題組研究報告的測算，“十二五”時期，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簡稱“平臺公司”)投資約34萬億元，事業單位債務也至少達到5萬億元的規模。
一方面是地方政府頻頻通過平臺公司和其他渠道大規模投資，一方面是地方財政收支缺口增大可能誘發財政風險甚至金融風險。多位接受記者采訪的專家呼吁，應盡快引入民間資本，實現經濟“踩油門”和債務“踩剎車”的平衡。
測算 34萬億投資藏風險
羅松山告訴記者，據其測算，“十二五”時期，平臺公司基礎設施和保障性住房工程建設需要投資34萬億元左右，年均增長9.5%，而“十一五”時期為16.6萬億元。其中，平臺相關基礎設施投資額約為31.8萬億元;而保障性住房工程投資在5萬億左右，假定以房地產開發商承建、政府通過收購等方式解決一半，其余由平臺公司投融資、建設，則需要投資2.5萬億元。
羅松山解釋稱，上述“十二五”時期須由平臺公司進行融資、投資建設的基礎設施，尚不包含主要由中央財政或社會資本投資建設的鐵路與航空運輸及郵政業，以及可由社會資本投資建設的電力以及電信和其他信息傳輸服務業。
談到地方平臺公司潛在的債務風險，羅松山表示，首先是資產不實。比如土地評估的標準就很寬松，前幾年地價快速上漲，市場對土地收益的增長抱有很大預期，但現在樓市一調控，平臺公司未來的還款能力就沒有那么高了。此外，前兩年煤價大漲時，煤炭等自然資源的價格也被高估了。對于這類問題，羅松山表示，地方政府可以通過收費公路、橋梁等資產充實到平臺公司予以解決。
羅松山進一步說，其次是去年以來，平臺公司已經進入還款高峰期，且一些平臺公司舉債規模超過其還款能力，再加上前兩年信貸政策偏于寬松(如放款量大、門檻低、放貸時間密集)，個別城市的平臺公司可能存在債務風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經濟學家李佐軍則預計，今明兩年平臺公司集中到期的債務有4.6萬億元，還本付息壓力劇增。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財政金融研究室主任倪紅日也告訴記者，當前平臺公司衍生出種種亂象，比如一塊土地進行多次抵押而違規借貸，比如平臺公司和民營企業“搶食”搞房地產、酒店業。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認為，近幾年平臺公司投資的項目絕大部分都是一些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項目，留下了一批優良的資產。即使到期了部分債務還不了，只要不讓銀行核銷呆壞賬，就可以債務展期，先還利息，過上幾年之后，財力增長了再還本付息。鄭新立說，雖然土地出讓金不能再搞了，但是地方政府還有很多一般企業所沒有的資源，比如地方政府可以通過企業招投標出讓街道命名權。
預警 5萬億事業單位債務管理失序
除了平臺公司債務風險，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還有其他表現形式。
李佐軍表示，當前地方政府同時面臨著收入減少和支出增多兩方面困難，財政收支缺口越拉越大。“如果地方債務問題不能得到有效解決，地方政府尤其是中級地方政府可能出現經濟意義上的破產，最終傳導到部分中小銀行破產。”李佐軍警告道。
據記者對今年7、8兩月政府公開信息的不完全統計，長沙市2012年重大推介項目195個，總投資額達8292億元;廣州市要求下半年重點抓好年度投資714億元的101個重點項目建設和列入省現代產業500強的120個項目建設;《貴州生態文化旅游產業發展規劃》提出，政府每年為此規劃投入1000億元左右;廣東省《關于充分發揮海洋資源優勢努力建設海洋經濟強省的決定》總投資約1萬億元……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告訴記者，能看到2008年以來的財政政策總量擴張的影子。他認為，關鍵是看各地方的擴投資是單憑地方政府一己之力，還是吸引社會投資尤其是民營資本。如果是前者，那么在拉動經濟增長上是力所不逮的，在經濟健康運行上也是不可持續的。
羅松山表示，縱觀各地經濟刺激計劃所涉及的重點項目，能源、通信、鋼鐵等基礎產業項目主要是企業在做，而甘肅、寧夏的大型能源項目是由國企尤其是央企在投資。但多位受訪專家告訴記者，上述項目投資規模大、周期長，受經濟周期的波動性影響強，一旦出現產能過剩，或者未來作為落后產能遭受淘汰，國企的項目最終還是要由政府兜底。
國家發改委投資研究所研究員吳亞平則提醒，更擔心的是占地方政府債務余額半數的事業單位債務，包括學校、醫院等公益性機構的債務。這些機構直接作為借款人向銀行拿貸款，地方政府可能違規提供擔保，銀行也可能默認這種所謂的“隱形擔保”。2010年度審計署報告顯示，截至2010年底，全國省、市、縣三級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共計10.7萬億元。吳亞平表示，據此計算，事業單位債務“至少5萬億”。
吳亞平警告稱，首先，事業單位零星分布在每個市縣，不便于地方政府的集中監管，在地方政府的資產負債表上也沒有反映。其次，事業單位缺乏完善的治理結構，自我約束能力比平臺公司更差。再者，當無錢還債時，按照國家法律規定，它的資產是不允許變現的，實際上它的債務就等同于地方政府自身的債務，對地方經濟的沖擊比平臺公司更直接。
除此之外，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李雪松說，我國政府的債務除顯性的、直接的債務外，還存在不少隱性的、間接的債務。如財政對政府性公司或機構的相關債務擔保，社會保障等經濟轉軌中的歷史欠賬等。事實上，目前我國政府債務信息，特別是地方政府債務信息的不充分、不明確，導致難以對政府債務風險做出明確的判斷，這本身就是一種潛在的財政風險。
破題 引入民資與平臺公司治理并舉
“中央財政不可能再推出類似2008年底那樣的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沖擊的‘四萬億升級版’。”劉尚希向記者透露。
劉尚希說，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形勢下，一些市場人士頻頻呼吁中央出臺新的財政刺激政策。實際上，盡管“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多次被強調，但中央財政層面的公共投資不可能重現2008年以后的井噴局面，只可能在總量上適當增加，并在結構上進一步向節能環保、農田水利、社會基礎設施等領域傾斜，“這是個微調的概念，不是投資大躍進”。
中國三星經濟研究院的最新研究報告則顯示，從投資資金來源上看，地方版“四萬億”全面啟動的可能性不大，一是全國財政收入同比增速大幅放緩，其中作為地方政府主要財政收入來源的土地出讓金同比大幅下降;二是銀行業已不允許重蹈2009年天量信貸的覆轍。
在中央和地方大規模財政資金缺位的情況下，相關專家表示，中國亟須引入社會資本的造血機制，實現經濟“踩油門”和債務“踩剎車”的平衡。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研究員周景彤認為，民間資本注入有助于快速穩定經濟。通過引入民間資本能夠緩解財政資金的不足，實現較快的穩定經濟的功能，兩個方面有望成為民間投資的重點，一是鐵路建設，中國的鐵路網絡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為鐵路投資留下了空間;二是加大保障房領域的民間投資，用以彌補商品房不景氣帶來的房地產投資下滑。
為進一步防范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吳亞平建議，還需要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
吳亞平說，目前，部分平臺公司的功能定位出現了重大偏差，其突出表現是：將平臺公司作為一個單純的融資性平臺，這導致大量平臺公司被迫為地方政府投資建設項目借債，淪為地方政府的“取款機”;同時，自身投資功能的缺失也在相當大程度上導致其在構建還貸機制和防范融資風險中的不作為，“出了事最終只能靠政府兜底”。
吳亞平建議，一是無論現有還是新組建的平臺公司，地方政府必須明確授權其作為政府投資主體和出資人代表，在政府授權范圍內開展投資、融資活動，并承擔建設項目的投資、融資、建設、管理和貸款償還等全過程的責任。二是地方政府必須明確平臺公司與其投資、融資建設項目的投資與被投資關系，除受地方政府委托代建的項目，平臺公司均享有其資產所有權、處置權和收益權。
此外，吳亞平反映，諸多平臺公司的高管大部分都是前官員甚至是現任官員。盡管這樣可以確保它聽政府的話，投資范圍不越位;但由于官員本身不一定對投融資和宏觀經濟了解到位，容易產生投資風險。吳亞平建議，應讓董事會而不是行政命令來體現股東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