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鄉村振興戰略提出之后，很多人就把韓國“新村運動”、日本“造町運動”、我國臺灣地區“農村再生”等做法當成學習的典范。實際上，這些做法的經驗意義十分局限。特別是韓國新村運動，我們對之有太多的誤讀與想象;
真實的新村運動不啻為一場“鋼筋水泥的消耗戰”。
實施鄉村建設行動，一定要吸取韓國這一近鄰的教訓，避免過度建設和資源浪費。
質疑主流敘事中的“新村運動”
在主流敘事中，新村運動通常被看作韓國鄉村振興的起點。這一運動的貢獻，通常被歸納為以下幾點：
(1)通過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極大改變了農村面貌;
(2)改良農業生產，促進農民增收，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比起經驗，更多的是教訓。
(3)培養村莊領導人，改善勞動者素質，孕育基層民主;
(4)喚醒民眾，提振國民精神。
這些成就確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世紀70年代以來韓國鄉村發生的巨大變化，但將其歸功于新村運動，卻未免有夸大之嫌。
首先，新村運動的成效主要是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而在文化、教育、增收等方面的成效并不明顯。樸正熙將之說成是“一場通過每個人的勤勉、自立、協作來實現的旨在提升韓國人生活水平的運動”;2009年，在大邱舉辦的“新村運動全球論壇”強調新時期新村運動的內涵已經轉變為“鄉村社會共同體與時俱進的創業與革新”。這些說法很大程度上都來自講述者的主觀認識，在真實的韓國鄉村社會中并找不到直接證據。
其次，新村運動是一場帶有偶然性和工具主義色彩的“運動”，振興鄉村并非該運動的出發點。新村運動是樸正熙政府試圖通過精神動員以整合鄉村失敗后的選擇。換句話講，與其說新村運動是通過動員民眾建設鄉村，倒不如說是通過建設鄉村動員民眾。
再次，新村運動之所以成為具有世界影響的農村現代化運動，一定程度上來自后來的包裝與宣傳。1979年樸正熙遇刺之后，新村運動迅速衰落，其真正為世界所熟知實際是在結束十幾年之后。主要原因是韓國農協熱衷于提升國際能見度，而新村運動成為一項很好的擴大韓國農業國際影響的題材。2013年，韓國新村運動中央會(Korea Saemaul Undong Center)還在倡導開展“第二次新村運動”，就是上述背景的一個縮影。
鋼筋水泥消耗戰及其弊端
眾所周知，韓國新村運動的一大特色就是向農民直接發放水泥，有韓國學者將水泥稱作運動的“起爆劑”。
鄭新立赴韓國考察后曾經講述道：當時韓國約有3.5萬個村莊，政府為每個農村分配335袋水泥，如果按平均每個村80戶計算，每個農戶可以得到4袋水泥。后來，政府給做得好的村莊增加供應500袋水泥和1噸鋼筋，同時許諾，如果做得更好，下一年可以追加供應1000袋水泥。
韓國這種“水泥效應”一度被我國某些官員和學者奉為神器，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就有不少地方學習和效仿。而實際上這并非出自多么高明的機制設計，其原因簡單到令人難以置信——當時韓國的水泥恰好大量過剩。
過剩的水泥不僅投放到鄉村，而且引發了全國的建設熱潮。聞名世界的“三八水泥墻”也正是修建于這個時期。1977-1979年，韓國沿著“三八線”修建了一條240公里長的鋼筋混凝土墻，據說這道墻消耗的水泥可以建設20萬套居民住宅。
為人稱道的“新村運動”和“水泥效應”實際弊端甚重，我們以前對之缺乏充分的認識。
一方面，新村運動是一場政府強力發動的社會動員運動，農民雖然參與廣泛但并非完全自主。在政府主導下一些農民被迫舉債建設，大大加重了農民負擔。據韓國學者徐廷旻的估算，運動的前兩年，農戶負擔要占到整個投資的2/3以上;1970年到1980年十年間，韓國農民每戶平均負債由1.59萬韓元增加到33.8萬韓元，增長超過21倍。
另一方面，新村運動建設過程中并未考慮不同類型、不同發展階段村莊的實際情況，造成了過度建設。在工業化、城市化大潮過后回首望去，一些當年大量投入建成的村莊今天已經荒蕪廢棄、無人居住，這是一筆不小的浪費。
總體看，韓國新村運動是在農業農村全面落后情況下的一種特殊動員，適用條件和對中國借鑒意義都十分有限。
城市化才是鄉村振興真正的“起爆劑”
20世紀的最后三十年里，韓國從一個落后國家一躍成為實力較強的新興經濟體，而且在此過程中避免了城鄉斷裂，其最重要的經驗就是借助城鄉融合政策，以城市化帶動鄉村振興。
1970年到1980年間，韓國城市化率由40%提升到55%，年均提升1.5個百分點，實現了高速城市化。主要經驗有以下幾點：
一是農民可以轉出在農村的土地和住房以獲取進城的啟動資金;
二是政府通過多種手段營建公共住宅，并限價供應給新市民，使進城人口盡快在城市安居;三是提供充足的教育供給，讓進城人口能夠全家向城市遷移，有效避免了留守兒童問題。
1970年時，韓國城鄉收入大約為1.5：1，到1990年以后城鄉居民收入實現基本持平。這個過程中，城鄉融合發展政策功不可沒。
一是土地經營規模適度擴大。隨著人口大量向城市遷移，留農人口的戶均耕作面積大幅增加，加上新品種、新技術的引入，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產出率得到大幅提升。
二是非農收入穩步提升。到2000年時，韓國農業就業份額已經不足10%，大量農民在城市經濟部門兼業，非農收入成為農民收入的重要補充。
三是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糧食價格上升和工資上漲，也一定程度上帶動了農民收入提升。
新村運動實施的階段，恰好是韓國工業化起飛、城市化推進的關鍵階段。工業化、城市化帶來了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勞動者素質提升和國民精神提振。由于這些效應在時間上與新村運動重疊，因此一些人在后來的宣傳中巧妙地將之與新村運動包裝疊加在一起。韓國農村發展取得的成就主要不應歸功于新村運動，而應該歸功于工業化、城市化的偉大進程。換言之，高質量城市化才是韓國鄉村振興的起點。
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而言，實施鄉村建設行動更應具有前瞻視野、戰略思維。1990-2018年間，中國自然村數量從380萬個減少到240萬個，平均每年減少約5萬個。從世界經驗看，在城鄉融合發展的大潮中一部分村莊的收縮和基層建制單位的減少是一個必然趨勢。面對這一現實，鄉村建設行動一定要順應人口布局合理安排空間布局，避免過度建設和資源浪費。
在城鎮化進程中，通過合理的城鄉融合政策，使農業轉移人口順利融入城市，同時推動農業競爭力提升和專業農戶崛起，才是中國鄉村振興的根本出路。產業興旺、生活富裕是生態宜居的基礎，富裕起來的農民一定會建設好自己的家園。
（來源：澎湃新聞）